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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职能的缺位
任何一个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出现两极分化，这就需要政府适时采取有效的干预。调节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这是政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能。然而，这些年来当中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时候，政府职能却严重缺位。
首先，分配制度和分配措施不健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长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改革以后，政府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无疑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问题是按劳分配较为简单易行，且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形成一整套的制度体系，而按要素分配十分复杂，比如说哪些要素可以参加分配、分配多少、怎么分配等，政府至今并没有制订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原则。于是带来的问题是：原有的分配制度、分配体系被打破了，而新的分配制度、分配措施又没有形成，造成了社会上分配混乱，政府无章可循，难以干预。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该说这一涉及分配领域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这一原则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仍然继续坚持，无疑会助长两极分化。
第二，税收政策不合理和征管不力，税源流失严重。税收是政府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来源，主要措施就是对富人征收高额赋税，转移支付给穷人。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税收政策不合理，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的税负相对还要高；二是税收缺失严重，许多应该对高收入者征收的税种如高额消费税、物业税、遗产税等，至今尚未开征，致使很多高收入者逍遥法外；三是费挤税现象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目前收取的各种基金、行政事业收费多达1000种以上，导致国家大量税源流失；四是税收征管存在许多漏洞，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或是税收优惠过多，许多税收应征未征，也形成了大量税源流失。
第三，缺乏有效的居民收入监控体系。税收的前提条件是要收入明晰，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而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恰恰是不透明的，政府缺乏有效的监控体系。一个普遍的事实是：越是低收入的人纳税越是近乎完全，越是高收入的人越是偷漏税严重，原因是低收入的人主要靠帐面工资收入，而高收入的人多数收入来自于其他渠道。许多垄断性行业和新兴的行业，随意发放奖金、补贴或者实物，这部分收入加起来往往超过正常的工资收入。改革以前，大学或者中学教师属于低收入人群，自从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许多学校包括很多名校在内，重商不重教，巧立名目乱收费，许多教师一跃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他们的收入多半不在纳税范围。许多私营企业主千方百计隐瞒收入，抽逃税收，实际缴纳的税只占其应纳税的一小部分。
第四，转移支付不足，流失严重。由于大量的税源流失，造成国家财力不足，政府的转移支付就变得足襟见肘。国家在征收了几十年的农业税后，直到近两年才停止。目前国家对农业、农村居民和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量很少。一些早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资金如农村中小学教育支出等，至今仍然由各级地方政府开支。如果说中央的转移支付本来就数量不足的话，那么在支付过程中，又被层层截流或挪用，最后实际落到接收对象手里的资金少之又少。仅2005年，国家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的地方预算进行抽查后发现，中央转移支付编入地方预算的为3444亿元，仅占中央实际转移支付7733亿元的44%。也就是说，中央转移支付的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脱离了人大或者政府的监管。
第五，社会保障缺失。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备，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在一亿多贫困人口中，约700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几乎没有享受政府的任何补贴，尚未解决温饱问题，3000多万的城市贫困人口虽说政府给予了最低生活救济金，但一般标准都很低，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普通职工的社会保障，目前存在标准不一、覆盖面窄、各类基金管理不严等诸多问题。
卢后盾博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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