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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在开启一个大时代，你一定是一个白痴！”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一书中的断喝，也许更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程。
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压抑太久的商业力量爆发出惊人的威力。短短30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是如何从萎靡不振变成精神抖擞的，看到中国企业是如何从穷酸自卑变成强大自信的，看到中国企业家是如何从懵懂茫然变成镇定自若的。
虽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由于中国缺乏深厚、绵长的商业传统和氛围，对于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中国企业家而言，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成功的商业英雄，无疑成为我们迷茫时期的救命草和指路灯。
松下幸之助、李·艾柯卡、安迪·格鲁夫、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是一些光灼中国商界的耀眼星辰。曾经迷茫无助、手忙脚乱的中国企业家们，纷纷“师夷之长技、补已之短处”。此中，有奇效、也有误区，但庆幸的是，我们一路走过来了，脚步从犹豫踯躅变得四平八稳、眼光从仰望变成平视。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卡莱尔说：“每一个人，难道不因崇敬实际上高于他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一些吗？在人的心中，这是最高尚和神圣的感情。”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也能“高人一等”，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偶像？
皮尔·卡丹撒下万紫千红
1922年7月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上世纪50年代创立著名的皮尔·卡丹品牌，197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1978年某天，北京大街上，一位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的老外，从一片单调的灰蓝和军绿中气宇轩昂地走过。在他左前方，一个身穿对襟棉袄、头戴“赵本山帽”、手拎皱巴巴仿皮袋的老农民忍不住偷偷回头张望。这位外国中年男士的时尚、自信，与周围中国人的寒酸、木讷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叫皮尔·卡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已经建立起横跨时装、餐饮、艺术、房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但皮尔·卡丹最大的贡献，就是让高贵的时装走下T型台，直接服务于平民百姓。
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喜欢用饱满、浓烈的色彩。自从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他就怀着圣教徒一般的情怀，企图把万紫千红的色彩撒向这片广袤但却单调沉闷的国度上。这位商业巨头和时装大师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恐怕是任何一位国外企业家所无法比肩的。30年里，他频繁地光顾中国，举办了一次又一次引起巨大轰动的时尚秀，把精彩缤纷的世界一下子推到了满脸惊愕的中国人面前。
在皮尔·卡丹双脚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年，吴仁宝、禹作敏等人开始创业，荣毅仁正在筹办中信公司，李嘉诚被请到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上。而当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莫过于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又回归到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松下幸之助布道经营理念
1894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1918年创建松下电器，1979年6月第一次访问中国，1989年去世。
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录像机、立体声唱机、微波炉……1978年10月，访日的邓小平专程参观了松下电器的产品展览室，阅历丰富的这位领导人仍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化产品深深吸引并震撼了。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大事，那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国际市场上，出自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一时、举世无敌。日本企业的强势进逼，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很多美国企业绝望得几乎跳海。
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于是，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1979年6月被邓小平亲自请到了中国。中国领导人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松下幸之助所提倡的“做企业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和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对中国企业界无异于醍醐灌顶；质量、人才、经营，则让中国企业家们第一次看清了一个成型的现代化企业所必备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的作为，让中国企业家们深刻体会到，原来经济对一个国家的振兴，比政治和军事手段更为有效和直接，这激发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们“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
在松下幸之助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首钢厂长周冠五正在向各级政府力争更多的企业自主权，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转业军人袁庚正在游说中央领导人设立蛇口经济特区，而“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则引发了全社会的雇工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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